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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岳楼的建造者——陈镛历史新发现

发布时间:2017/3/16 16:05:00 来源:聊城宣传网 文字大小: 打印 关闭  3486(Hits)

刘洪山

    光岳楼是聊城的象征,她伴随世代聊城人历尽六百多年的风雨沧桑,聊城人对她特别亲切。陈镛是光岳楼的建造者,因此对陈镛特别崇敬,对他的身世也特别关注。

    以前仅从“省通志”得知:“陈镛,洪武初间为东昌守御指挥佥事,东昌旧土城镛始甃以砖石,树楼橹,作潜洞、水门、暗门之类,又作光岳楼,肇建平山卫治,凡军旅备御之事多所更定,在镇十有二年,军民安乐,有古良将风。”(嘉靖十二年(1533)版《山东通志》卷二十六)

    或者从“府志”得知与“省志”基本相同的记述:“陈镛,洪武初间为平山卫指挥佥事,东昌旧土城镛始甃以砖石,树楼橹,作潜洞、水门,肇建平山卫,作光岳楼,军旅之事多所更定,在镇十有二年,军民安堵,有古良将风。”(万历二十二年(1594)版《东昌府志》卷十八)

    前几年笔者从《明实录》发现,洪武十七年(1384)十月,“……升平山卫指挥佥事陈镛为浙江都指挥佥事。”(《太祖实录》卷一六六,第2550页)才知他从东昌去了浙江。

    但是,他的身世,来东昌前和离东昌后的情况,仍不得而知。

    不久前文史界朋友将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、明初大名鼎鼎的苏伯衡、徐一夔为郑元直“汇萃成编”的《陈氏(镛)文录》所写的《陈氏文录序》和《陈氏文乘序》转给我。从两序中对这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同时,发现他对东昌的贡献也较省、府志记载的更加巨大、丰富和具体。

    陈镛的风采、文录和序

    先说郑元直与陈镛的关系。苏序说陈镛在浙江“辟塾延致会稽郑元直先生使诸孙师焉”,也就是陈镛为教育诸孙,成立私塾,请当时浙江名士会稽郑元直任教师。

    据徐一夔序云,郑在陈府见到陈镛“在镇(东昌)时,大夫、士之称颂公者:有碑、有记、有序、有诗不一而足”,“及观诸君子之所以称颂公者,而益叹其事业表表伟伟”。“夫公之勋徳被于东土,固已勒之金石,播之声诗,家传而人诵之矣。”郑公“虑其散轶,荟萃成编”。大意是说郑在陈府见到陈镛在东昌时,东昌士大夫对他在东昌功绩赞颂的诗文,它们虽刻于金石,广泛传颂,但忧虑其散失,便荟萃成书。

    徐一夔说郑将文集送到他处,是“以余知于公,且属之以序”。意思是说郑知道徐了解陈镛,请他作序。徐在序中说:“余尝获登公门,见公器宇凝重,识量宏达,有轻裘缓带,坐镇雅俗之风,心窃慕之。”意思是说:徐曾到了陈镛府上,见到陈度量庄重,见识广博,穿着轻暖裘服,系宽松的腰带,在兵镇一方的位子上,有风雅之士和流俗之风,内心暗暗地羡慕。徐取“家中所藏故物为家乘”之意,称这部书为《陈公文乘》,并为其作序。徐一夔,字惟精,又字大章,号始丰,元末明初天台人。博学善属文,擅名于时。元至正八年(1348),为避兵乱,隐居嘉兴,与宋濂、王祎、刘基等结交,相与切磋诗文。二十七年,朱元璋平定江、浙,广征宿学耆儒,询安邦治国之计,设置律、礼、诰3局,一夔入诰局,与著名文士杨维桢、朱右、林弼等撰写诰文。洪武三年(1370),诏一夔等撰《大明集礼》,次年九月,受命参修《大明日历》,成书100卷。后授杭州儒学教授,人称“教授之贤,难乎为继”。著有《始丰稿》传世。

    郑公把这部“文乘”介绍给苏伯衡,苏谓“不以伯衡陋而俾序篇端,伯衡辞不获,乃为之序。”俾,使,即使序篇首。苏伯衡,字平仲,明金华人,元末贡于乡。时称“伯衡博洽群籍,为古文有声”,明太祖辟礼贤馆,擢苏为翰林编修,校《元史》后,乞省亲归。学士宋濂致仕,称苏“文词蔚赡有法”,荐苏自代,苏复以疾辞,后受聘主会试。著作有《苏平仲文集》、《艺圃蒐奇》传世。

    官职、名位如此崇高的徐、苏二公为为陈镛文集作序,可见他功绩感人之深,在社会上影响之大。两序均收入《四库全书·集部·别集类》。

   太祖的“勋旧为国重臣”

    应该说徐、苏二公对陈镛是有深度了解的,既知他的当时,也知他的过去。

    徐序中记述陈的过去云:“为今浙江都指挥使陈公,秉仁贤之资处勋旧之地,简在渊衷久矣。洪武元年山东平,被旨出镇登州,寻改镇东昌。在登者三年,在东昌者十有二年。”其功绩“声实徹于九重,遂有超迁之命。”

    苏序云:“始公以文武材略受知于圣天子创业之初,眷遇日隆,图任益重。及取中原即以东昌属公。”“公以勋旧为国重臣,临制乎方面事当什伯于此,震今而耀后。”“圣天子之于公知之,尤深恩宠优渥,度越寻常,不次超擢,断自宸衷,由是有浙江之命,而公之莅浙江也。”

    勋旧,有功旧臣;渊衷,帝王渊深的胸意;圣天子,指洪武帝;眷遇,垂爱;图任,考虑谋划任命;属,托付;优渥,优厚;超擢,超迁,超乎寻常的提拔;宸衷,帝王的心意;九重,宫门、帝王。大意为,洪武帝在创业之初,就深知陈镛的才略,对他垂爱日重,谋划给他重任的愿望已久,日益迫切。取得中原后,即将登州、东昌托付给他。他在登州、东昌的业绩赞誉震撼当时,光耀后世,响彻帝王的宫殿。于是由平山卫指挥佥事(四品)不寻常的越级升为浙江都指挥佥事(三品),都指挥使(二品)。

    从两序中知道陈镛是太祖有功的旧臣,是从登州来东昌,由东昌去浙江后,升任为都指挥使。

  镇登州  

    如上徐序所云:“洪武元年(1368)山东平,(陈)被旨出镇登州。”被旨,即承奉圣旨出镇登州。

    登州,早在太祖登基前,各起义军割据,称王、建国,互相厮杀;继之明元大战,无力顾及海防。败于太祖的张士诚、方国珍等余党亡命入海,与倭寇勾结,频来抄掠山东沿海州县,遂为边患。太祖登基后,遂下旨命陈镛去镇守边患猖獗的海防重镇登州。
徐序接着说,“初公至登州,适倭奴犯海边时,登州新附,民心惊悸,公躬擐甲胄,率先士卒,设方略剿平之,民赖以安。”倭奴、倭,古代对日本的别称;附,顺从;惊悸,恐慌;擐,穿;甲胄,铠甲、头盔。大意是说,陈镛初到登州,正遇日本侵扰沿海,登州百姓刚顺从朝廷,民心恐慌。陈镛亲穿铠甲、戴头盔,率领士卒与敌搏斗,设策略将日本侵扰者剿平,人民得到安宁。

    镇东昌

    登州海防安定后,为建设防御北方敌人的后方军事基地,洪武帝将重建东昌的重任交给了陈镛。早在洪武元年(1368)一月,明军就占领了山东大部区域,二月,即攻打当时南北交通大干线上的战略要地——东昌,战斗十分激烈,久攻不下。经殊死搏斗,元军城破兵败,平章事①申荣自缢。《明史·太祖纪》记为“克东昌,山东平”。至此,东昌成为一片废墟,贼寇四起,民不聊生,百废待举。

    这时的东昌府,军政领导机构、官员配置还不是史书、志书所写的那样完备编制,缺少官员,机构不健全。以东昌知府为例,《太祖实录》卷六五记载,洪武四年(1371)五月“以魏潜为东昌府知府”。(见该书第1229页)但所见到的三种版本的《东昌府志·职官志·知府》中都没有魏潜,说明他没到任。嘉庆版府志“职官志·知府”中记载,“方克勤,洪武初任,时大军驻临清,克勤筹运芻粮无所匮乏。”方无到职具体时间,无政绩记载,只是做军队的后勤粮食供应,如确有这个知府,也是顶知府名的军队后勤官。比这个版本早的万历版和乾隆版府志都没有方克勤任知府的记载,记载的首任知府是洪武二十五年到任的朱与文,说他“百务草创,莅九载有劳绩”。说明东昌府的政府机构在明朝建立二十五年、陈镛离开东昌八年后才运作,可以设想这八年没有主政官员就又荒废为“百务草创”的局面。

    具体到平山卫,按府志记载的编制,有指挥三员(正三品),指挥同知七员(从三品),指挥佥事十二员(正四品),另有署指挥佥事四员等。陈镛是指挥佥事,如按上述体制衡量,他仅是卫署中十余名三级官员中的一员,全面管理当地军政,哪有那么大的权力?很可能按当时编制应配备的官员都没到任,或姓名到职,人在外奉命率兵作战,他就是卫的最高负责人。所以他“建卫治,更定军旅备御之事”。再是《太祖实录》卷一四七(2319页)记载,洪武十五年八月,因追逮军奉敕“指挥陈镛率幕官至京,具陈其由”。他十七年仍是“指挥佥事陈镛升浙江……”。说明他是代表指挥去京,在卫署他之上没有更高的官员。按两序所记,洪武帝对陈“图任益重……以东昌属公”。就说明洪武帝对他充分信任、授予他特权处理东昌事务,虽官职不高,实为“钦差”。

    因此,陈镛在东昌,不应是往日所述的他当的是卫的三等官员卫挥佥事的常规差事。当时在东昌主政的最高官员是山东行省平章政事韩正,他常驻东昌,是统兵镇抚山东西部一方的统帅。至于韩正身世、及镇抚地区的详情,笔者在《聊城宣传》2015年第五期《陈镛官职身世辨真》中已详述,不赘。陈镛虽为卫的三级官员,实际是负责东昌府全面军政工作的负责人。

    徐一夔根据东昌人赞扬陈镛的诗文,在序中概括说,陈镛“比至东昌,地当百战之后,草莱荆棘满望。公缮完城郭,树立楼橹,建置仓库,画街衢以奠民舍,列屯堡以安军营,择爽垲以立官署。至于舆梁之便往来者,楗闸之防蓄泄者,亦莫不修完之,郡府为之一新。又以北地髙亢民不知种稻,公相其地势之宜稻者,近于会通河可决以灌,遂请于朝开稻田三百余顷,岁收米若干石,一卫之众不藉馈饷以足,国家千万世之利在焉。前后十有二年,之间民安于农、军乐于戍,考其设施大略不愧于古之贤方伯。”

    苏序也根据这些赞扬诗文,概括说,太祖把东昌托付陈镛后,“公蚤夜竭其思虑,为之经画,率士卒珍倭寇、歼乱军,翦荆棘、辟城郭、列府寺、树楼橹、奠市井,相地宜,立疆畔、通沟渠、艺秔稻。声威以著,寇贼以除,反侧以安,流亡以归,生聚以庶,远近以孚,商贾以集,馈饷以足,漕运以省,征歛以宽,诚奇伟而烜赫矣。”

    序中的“满望”,充满视野;爽垲,高爽、干燥;舆,车轿;梁,桥、堤堰;楗,拦水的木桩;方伯,是殷周时一方诸侯之长的称谓,后泛指地方长官。两序的大体意思是,陈镛来到百战之后的东昌,面对荆棘遍地的战争创伤,率士卒除倭寇、剿乱军、建城池、规划建设街巷、建设官署军营、疏通河道、修建桥闸,开垦荒芜土地,帮助农民学种水稻。经这样整顿建设,寇贼扫平了,新政权的权威树起来了,对新政权不信任的人安定了,逃亡的人返回来了,百姓人口增多,漕运昌盛,商贾云集,军队粮饷充足,税费征收从宽,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这本来都是主持地方全面工作官员的职责,由陈镛全做了。

    陈镛镇守东昌创立的巨大功绩,除声彻九重外,当地人民更是感恩不尽,才有了如此多赞颂他的诗文、碑刻;东昌史家将他的功绩列入《东昌府志·名宦志》,他是自明朝建立至府志成书232年间东昌府武职官员中的三位名宦之一;山东史家将他列入《山东通志·名宦志》,他是东昌府武职官员中唯一得此殊荣者。

卫浙江海防

    如上所说,“在東昌者十有二年,声实彻于九重,遂有超迁之命。”这次超擢的背景是:洪武十二年(1380),太祖破“左丞相胡惟庸谋反”案后,虽株连斩杀1.5万余人,仍有隐藏余党寻机滋事。十五年(1383)时,任备倭指挥的林贤制造事端,挑起与日本纠纷,流贤于日本。“十六年(1384)六月,夷船18只寇金乡小获寨,官兵敌却之”。十七年(1385),“林贤率倭兵400人,与僧如瑶来献巨烛,中藏火药兵器图谋乱逆……处贤极刑”。朝廷“降诏,切责倭国君臣”,指出“日本虽朝实诈,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,故绝之”。“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,设防备倭。”(嘉靖申酉本《浙江通志·经武志》卷六○)

    因浙江地处沿海,为京师南京的外围,海防任务特重,须增派文武全才的将领,于是太祖断自宸衷,立即旨派在登州海防战绩卓著、在东昌创下不朽功绩的陈镛去浙。陈镛镇浙,功绩累累,遂由都指挥佥事升为浙江都指挥使。

 籍贯仍迷茫

    陈镛在浙江以后去了哪里?是否回了原籍?《山东通志》、《东昌府志》为他立的传略里都缺少他的籍贯,原籍又是哪里?据他与朱元璋的关系和称东昌人为“北民不知种稻”,应是朱元璋初始创业的江、浙、安徽或河南一带人。他是平山卫的官员,回否平山卫?如回平山卫,即是卫籍,卫所官职都是世袭,地方史没有他子孙世袭官职的记载,应没回平山卫。他在浙江为官后,会否落籍浙江?或回到他创立伟业的东昌府或其所辖州县?这种历史问题,既不能设想编造,也不能以史书片言只语牵强附会,更不应偏听偏信人云亦云、妄断为“定论”,只能从史籍史料记载中查找确切的依据。如果认识到对史书记载理解、推测错了,应勇于及时改正。据此笔者除读过已述明实录、明史、明通鉴和省通志、府志外,还查阅了乾隆版《浙江通志》、康熙版《江南②通志》和当时东昌府所辖三州十五县多种版本的州、县志中的“职官”、“人物”、“墓丘”和“艺文”、“遗文”等章卷,企图在这些志书中发现他的原籍或落籍地、他去世后埋葬坟墓的所在地及其“文录”的记载,但是,这些志书均无发现陈镛的这些记载。

    这些书无记载并不意味着所有古籍就全无记载了,浩如烟海的当时文人著作、笔记,浙、苏、皖、豫等省所辖府、州、县的地方志不一定没有对陈镛的记述;“虑其散轶,荟萃成编”,请人写序,是梓印的准备,说明“文录”已印成书,该书或有幸尚存于世;徐序说,这部文录及陈镛的“余风”授给其子孙,其“贤子孙慎承之”,文录或许还由其后世贤子孙保存在世。说不定会像发现两序样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。

    总之,陈镛的籍贯仍是个谜。相信随着科技发展、古籍的发掘传播,在富有恩义感的聊城人共同关注下,这个谜可能不久就会破解。

    注:①平章事,是始于唐代的官名,沿至元代分中书省平章事和行中书省平章事,行中书省平章事为地方高级长官,明初沿袭,不久即废。

    ②明江南省,清初期分治,东部以江宁(今南京)、苏州首字称江苏省;西部以安庆、徽州首字称安徽省。

(作者:原聊城糖酒站高级经济师)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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